日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。这一表述，为破解“城市病”提供了生态钥匙。生物多样性是衡量城市生态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，也是保证城市韧性的重要因素。它关系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完备性，能够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与恢复能力。在社会层面，它既是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品质的重要载体，也是增进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关键要素。另外，它也为生态旅游、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赋予了资源支撑，促使城市经济朝着低碳化方向发展。
近年来，我国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持续发力且成效显著。就顶层设计而言，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（2023—2030年）》首度把“城市生物多样性”作为重要事项进行战略部署，明确目标要求和具体任务。在地方立法层面，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、广东潮州市等地先后制定市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；深圳、青岛等城市则对本地规划予以修订，让政策体系更加完备。从实践创新角度看，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融入国家园林城市、森林城市的评定体系，上海市提出“生境花园”建设理念，济南市积极探索创建生态廊道桥等，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摸索出可行的路径、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不过，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诸多困境。部分城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，蓝绿空间分布较为零散且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通性。在技术支撑方面，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尚未实现全域覆盖，难以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。这些问题相互交织，须给予高度关注并加以解决。
强化科技赋能。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智能监测网络，充分运用遥感技术、传感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等，对生物群落展开即时性追踪、系统性分析；打造城市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，对监测数据、科研成果以及生态信息资源予以整合，依靠云计算以及数据分析工具挖掘数据价值，进而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运用基因技术对珍稀濒危物种展开研究，开发人工繁育技术，完善种群结构、提升品质水平。
深化多元共治。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，明确职责边界，避免出现监管盲区或者职能重叠现象。完善公众参与制度，利用听证会、问卷调查等形式拓宽社会意见表达渠道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。以政策激励引导企业把生物多样性纳入自身发展战略规划，对主动开展保护工作的予以相应支持。促使社会组织在科普宣传、志愿活动等方面担当桥梁角色，降低公众参与门槛，提升其参与程度。
融入空间规划。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纳入总体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，将其转化为刚性约束指标。对生态廊道网络进行优化设计，通过整合公园、湿地、林地等关键节点，塑造连续完整的生物迁徙通道。创建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开发强度分区机制，在城市更新项目中预留生态保育空间。健全规划环评制度，把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归入项目审批的前置程序，构建规划执行效果的动态监测与反馈体系，保证规划目标切实得以落实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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